我又开始回忆那些往事了……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一九九八年北京的冬天——温暖

14岁那年我正上中三，还是一个完全没有思想的孩子，所有的一切都任父母的安排。一日我回到家父母便对我说：“我们觉得你没有再上中三的必要了，你还上中专提前工作。”当时在我心里父母的一切都是正确的。我没有任何反抗，况且我也不会去反抗，我也早已厌透了这个压抑的中三。父母决定让我去北京上一个军医学校，出来以后就是一个护士了，可以安稳地生活。这是每个做父母都会想到的事，为自己的儿女安排未来。我默不作声地又回到了学校，开始了像蚂蚁搬家一样的活动，把抽屉里所有的书一点儿一点儿地运回家，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没有惊动任何人，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，我只想安静地离开，当我的抽屉里只剩下最后译本书时，我开始了难过，我意识到了自己从今以后将会走和别人不同的路，我还是喜欢这个学校，我不想那么早地进入社会，我想……那晚我抱着最后一本书走在回家的夜路上，平日我是害怕夜路的，可今晚却不同，我忘记了周身的一切，我完全沉寂在自己的世界里，我不敢想那些无边无际的未来，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去想，在过铁路的时候，我却顺着铁轨向着和家相反的方向走去，这一次我在铁轨上走得相当的稳，我似乎找到了那曾以为永远也找不到的平衡感，我也天真地以为我的未来也会这样，我调转头向家的方向奔去，我要告诉父母：“我愿意去，我非常的愿意去！”

那几天别人上学，我就躲藏在自己家中不出去，我害怕见到熟人，他们会问我怎么没有去上学。此时已是深秋，在这个秋天，我想到了孔已己，以及他远去的背影，我刚刚学过的课文，我也只能想到这些，深秋的寒是可以刺入肌骨的，叶子飘落的速度让我打扫不及，我说脚踩在叶子上的声音很好听，但妈却说显得很萧条、没有人气，我也只好任丛。妈总是嘱托我多加衣服，而我想的是什么时候去北京呢？我要离开，我真的害怕别人问我为什么不去学校，我不想去做太多的解释。

我等待了一星期，终于和我的一个远房舅舅一起启程了。我走后曾经一位我的很要好的朋友来看我，她有些遗憾还有点儿羡慕，她告诉我妈，老师得知我离开时，很惊讶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这些都是在我到北京后妈在电话里告诉我的，我更加的难受，难受当时自己不该一声不吭的离开，但后来又一想，什么话也不说才是真正的自我。在候车室等车时舅舅问我带书了吗？如果带的话可以拿出来翻一下来消磨时间，我从包里偷偷地小心翼翼地掏出了我的初中语文课本，舅舅问我是什么书，我支吾着不知说什么，舅舅看到我的表情笑了，他问我还想在老家上学吗？我摇了摇头却又点了点头，舅舅说到哪里都是一样的。我和舅舅一路上不算颠簸，坐的是夜车，我睡了一觉睁开眼睛就到北京了，我惶惶忽忽地跟在舅舅的后面向出口方向走去，一个人在等我们，确切地说是在等我，舅舅对我说：“这是你的宋叔，以后你就要住在他的家里了，他是本科生，你在他那里可以学到很多东西。”我只是胆怯地微笑，一个刚从农村走出的小姑娘，我是不知道什么是所谓的“本科”的。这位被舅舅称做宋叔的人很高，也很瘦，戴一副无框眼镜更显得斯文，把他大量一番之后，我却觉得他还是很容易让人接近的人，舅舅向宋叔交代了一些事情后，我和舅舅就在车站分手了，我跟着那位陌生的叔叔走了。走出车站后，我猛然觉得自己的渺小和微不足道，这里人来人往、车辆奔流不息，让我眼花缭乱、口目惊呆，我紧紧地跟在宋叔的后面惟恐自己被拉下，然后流落在陌生的街头。

宋叔所在的医院在郊区，离北京城是很远的，还要坐一段路程的车子，一路上只有宋叔问我时我才开口说话，不是我不想说话，是因为我根本不知道说什么，似乎我的每一句话都可以引来别人的嘲笑。车子驶入初冬的田野，麦子已种入土地，还有几棵干枯的玉米杆孤零零地立在旷野里随风摇摆，这些景在我眼前一晃而过，但我总是回转头去追望，此刻，就是在我写这些回忆的时候我想到了一个电影的片段，一个歌手抱着自己心爱的吉他，在冬日田间的小道上自弹自唱，唱出的全是忧伤和荒凉，他在这社会上是那么的懦弱，他的爱人投向他人，他的生活不能自理，一切都是那么的糟糕，那么的失败。弹完了也唱够了，他就那样随意地躺在了地头的麦秸垛上，他伸开双臂，展开两腿，像一"大“字那样地躺着，他凝视着蔚蓝泛着灰的天空，他需要休息，他太累了，最终他向田间地头的池塘走去了……当然在那时我是完全想不到这些的，我那时的追望不过是因为觉得北京的田野和我老家的一样才去望的。终于到了２６１医院，它就坐落在村庄和田地之间，我很喜悦，因为这是一个好地方，它的周边是田野，不远处究竟是村庄了，北京人的朴素是我没有想到的，他们的话语让人觉得很温暖，我好象要忘记我是在异乡。来到了宋叔的家里，一个空间不是太大但很温馨的小家，我见到宋叔的儿子可爱的小天使——两岁半的添添。他似乎也有些怕陌生人，殊不知我也很怕他，他很羞怯地低声唤我：“姐姐。”尴尬的是我，不知道是在外冻僵了还是什么原因，我的口始终张不开，我伸出像红萝卜一样的手去抚摩他，但伸到半截时我又缩回了手，我怕我冰凉的手冰到他，他是个孩子，可我也依然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。他总喜欢偷偷地观看我，他不明白我是谁，我为什么来这里，他有许多的疑问在心里，而我却随手拿起旁边的一本小儿书翻看起来，他看到我在看他的书，就慢慢的向我靠近，我向他微笑，轻声地问：“喜欢听故事吗？”他小声的说：“喜欢。”他的声音好听极了，他说的不能算是北京话，但又不全是普通话，就是因为这些才好听的，他坐在我旁边听我给他讲《大灰狼》的故事。我和他之间的感情也由此开始了，我成了他的兔姐姐，他成了我的兔弟弟。

我去北京的当天下午宋叔带我又去城里接在学校进修的闫姨——那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女人，我也不会想到她会给我带来任何影响，我只是机械地去见她，在这个城市我和一些人永远都是陌生人，但有些不是，我要一个一个地去认识，但我没想过会有分别的一天。我和宋叔站在站台上等待一辆载着闫姨的公交车，我的眼睛不敢四处张望，只是紧盯着车子驶来的方向，这里的公交车不像我老家的那么小，这里的都很长很高，还有电车，以前只在电视里见过这样的车，今日总算得以一见。当我还在想的时候，一个穿红色衣服的女人满脸笑容地向我们走来，宋叔告诉我她就是闫姨，我朝她模糊地笑着，我打心眼里喜欢这个有着娃娃脸的闫姨，也能算上是旧相识了，闫姨热情地拉起我的手，这一举动让我不知所措，我从来没这样被别人关心过，我的脸开始了抽搐，闫姨看到了我的紧张，便又用手扶弄了一下我的脸颊，被她抚摩过的皮肤像中了魔似的立刻暖活起来。我紧跟在叔叔和阿姨的后面开始了行走，而我的心却还在忐忑着，不知为什么，可能是不习惯的缘故，我总是不敢抬头仰望这里的一切，我担心我会做出错误的举动，我现在仍然一直地在疑惑自己当时为什么那么的虚伪，为什么不敢正视自己的无知。现在虽说是深秋，但在北京给我的感觉是已经入冬，因为我看到卖烤红薯的姑娘和小伙，他们把手揣在棉衣袖里，无助的眼神投向过往的人群，没有人会主动向他们说话，除非是要买他们的烤红薯，或许像我这样刚来北京的人会向他们问路，可能只有像我这样的人才向他们问路，没有生意的片刻，他们偶尔会用家乡话谈论几句，我们虽然听不懂，但我看到他们的脸上有笑容，我猜想肯定谈论的是开心的事情。他们就这样在社会的底层挣扎地生活着，（其实我和他们一样，只是当时我想不到这些。）关于未来他们会想些什么，他们也有理想，肯定有，是留在北京？还是挣足了钱回家乡见亲人？太多……就在他们谈话的时候他们的眼睛也一直盯着路上的行人，我用眼睛回望他们，我的眼神给他们带去了希望，然而我走远的身影又给了他们失望，哎，我真不该盯望他们，他们以为我是要卖烤红薯的，我身无分文，就是我爱吃烤红薯，也买不得啊！

我继续跟在他们的身后行走、继续我的观望。

虽然这里已入冬，但还是有许多叶子在飘零，只有当经过小街头时才能感到这些，在长安大街是绝对没有这样的景象的，干净无比，各色各样的行人聚集于此，但又是匆忙的。我们坐着344班车回家时已经天黑了，那晚我接到舅舅的电话，他说已办完了事情要速回老家了，我听到这样的消息后开始了哭泣，刚刚在外带回来的喜悦和疲劳都消失了，阿姨对我舅舅说我的眼泪像是雨滴簌簌地啪嗒啪嗒地望下落，出人意外的是舅舅在电话那头乐了，他书他感受到了亲情的力量，他在电话里给我说了许多，可我都不记得了，只是一个劲地“恩”，闫姨心疼我，她说我的眼泪让她也想起了家，她让我还是少哭一些，初出来都是这样，哭的多了就会很伤身体，我终于停止了哭泣，不是为了身体，是为了不让闫姨想家。我开始了在北京第一个夜晚的入睡，那晚睡的很沉，不是因为累，是因为我脑中很复杂，还有就是到一个新环境的缘故，我总是想透过窗看外边，但我又不敢看，因为外边的漆黑足可以让我畏惧。

闫姨又到学校进修了，宋叔是在外科上班，手术很多，也很忙。我必须要等到春节过后才能入校，这样我便经常和添添弟弟在一起，我牵着他在医院的大院子里散步，看花瞧草望人，但不说话，我喜欢做的是和他蹲在花园旁，手里捏一个树枝在地下乱画，添添很懂事，我画的时候他看的很认真，没想到我喜欢画画竟然感染了他，在家里他经常缠着我要画画，我和他之间又多了一件乐事。叔叔和阿姨对这一现象很满意。我给添添画了许多有故事情节的画，他竟然把那些画当作电视节目来欣赏，他看“电视”的样子很认真，我想笑但又很有成就感。宋叔家里有很多的书，是我从未见过的书，有了这样的书，那些我带来的初中课本也被我抛在了脑后，每天想的都是看那个书柜的书，也许是他们职业的原因，大部分都是关于医学方面的。但我却找出若干本来读,基本上是看不懂的,但还是硬着头皮继续看。闫姨的事情比较多，工作、学业和家务，无不缠绕着她，我也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，无奈自己的能力有限，我只有可以陪添添小弟弟。后来的一次机会，我总算帮上了闫姨的“大忙”，这让我也多少感受到一点自我安慰，闫姨让我帮她写一篇关于医学方面的论文，对于当时只有初中水平的我来说无疑是个很大的挑战，但我又很想帮助闫姨减轻一些劳累，就含糊地答应了。晚上，我坐在台灯下开始了艰难的“啃作”，她为我找来一大堆资料，我两眼看着一大落的书本却无从下手，我镇定了一下神情，对自己说要认真努力地去做，安静以后，我终于回忆起前两天所翻看过的医学书，没想到我硬着头皮看下去的书今天终于有可用的地方了，我写地还比较“顺利”，我自认为，因为我根本没有深层阐释的能力，基本上都是一些表面的东西，看起来很枯燥、干巴巴的，我打完草稿又认真地摘抄了一遍，然后拿给闫姨看，没想到竟然通过了闫姨的这一关，闫姨说字体漂亮就可以了，至于内容没人会认真去看的。尽管写了一篇“论文”，但还是不懂什么叫论文，今日在学校再写论文才发觉写论文是件很可笑的事情，学校的论文很少能是自己的，大部分都是东拼西凑的，因为确实没有人会认真去看你所写的“长篇大论”的，太浪费别人的时间，他人会厌恶的。

这里离村庄很近，冬季的上午乘着温暖的阳光，我会带着添添去野外漫步，添添也很喜欢这种感觉，路上的行人极少，只有添添和我的声音在飘，添添象一只欢快的小羊羔，很多次他都想挣脱我的手掌单独行走，刚开始我不允许他这样，后来我还是给了他这只可爱的小羊羔足够的空间去放飞地奔跑，他很兴奋，边跑还边呼喊姐姐快看，我们在田地里寻找到一头花奶牛，那头奶牛成了冬日田地里的亮点，也成了添添眼中的好朋友，他时刻地挂念着那头花奶牛，每天早上睁开眼便就对我说：“姐姐，带我去看花奶牛。”我是喜欢那里的宁静的，还有我对家乡的思念都在土地上，我在田地里沉静，添添在田地里欢呼，他不时地和花奶牛对话，我偶尔也和他说几句话，但大多都是无声地观望周围的一切。

在一个阳光很好的周末，闫姨、添添和我再一次来到这里，来到我和添添经常来的地方，闫姨说这里确实是一个好地方，在这里生活多年却很少出来，没想到我刚来这里却能和这里相融一片，更难得的是让添添也感受到了自然之美，我们顺着崎岖的洼沟行走着，添添变得安静异常，我一直都在很认真地听闫姨说话，她说：“知道吗？虽然你不是我身上掉下的肉，但我却对你有一种很深的感情，好象最亲近的感情就算是血缘了……”她说了很多，但我听到她这话很不好意思，因为我觉得闫姨很年轻漂亮，但她却把我当作她的孩子，也许是因为此，直到现在我仍记得当天我们的谈话。她还说了一些女人不漂亮什么的，言外之意我也明白了八九分，她希望我好好的读书，用知识来弥补一切，她认为我选择早就业是错误的，我应该继续按部就班地上学，还说我的画画的好，或许这以后会是一个很好的出路。我听到这里却再也听不下去了，我开始抑制不住地哭泣，她笑问我哭什么：“我却抽噎的说不出话。”我至今还有容易掉眼泪的习惯，但眼泪只是在眼眶里打圈却流不下来。她伸手替我擦去了眼泪，我低声问：＂是不是要我回去？我既然出来了就不会回去的。＂闫姨说我是有志气的孩子，所以就更不能断送我的前程，这些话都是她和宋叔商量好的，他们都觉得我有必要把学业完整地继续下去。在旁的添添一直在看着我们，当我哭泣的时候他一直在拉我的手，他不知道我要走了，他以为是他做错事才惹我哭的，在一边一直在用稚嫩的声音说：“姐姐，对不起，是我错了。”这样懂事的孩子让我怎忍心再哭泣，我拉紧了他的小手。我和闫姨、添添离开了田地向医院走去，我一直低头不大说话，我将要回家了，以前都是那么的想家，可此时我该回家了却又心事沉重起来，心里难受，我还不知道那种难受叫矛盾。

相隔没几天我收到了父亲从老家寄出的信件，有写给我的也有写给宋叔和闫姨的。父亲是一个很内秀的人，颇有文化底蕴，文笔也很好，字体写得沧劲有力，很有骨气，象他本人的品质．父亲的信写得很诚恳朴实，宋叔和闫姨大为赞赏，说父亲是一个明事理的人．父亲是有才华的,但就是不得志,无奈之余选择了善良的经商之路,他希望作为子女的我们自由的发展,其实我心里明白他有太多的希望想寄托在我们的身上,可我们做儿女的偏又不是争气的人，都是平庸之辈，而我却悄悄地去做一个让父亲觉得满意的“孝顺”女儿，尽量顺从父亲的意思去做事，但实际上我是很叛逆的，只不过始终都走不出传统的圈子，自己把自己捆绕在里面了。宋叔把希望我继续上中学的意思转告给了父亲，父亲很爽快地答应了，说会在家里迎接我的回来，有了父亲的话，我的心里不再那么的难受了，毕竟父亲的话重于一切的在我心中。

当晚我便收拾起东西来，我的东西和刚来时没任何区别，多的不过是几本书，整理起来很轻松也很快，闫姨送我一块手表，黑白相间，很素净文气，我也很喜欢。闫姨说希望我能做一个珍惜时间的人，不要浪费一分一秒，表每天滴答滴答走动的声音就是代表她在思念我，那块表陪伴了我六七年，最后却丢失于太行山写生的途中，表的丢失我一直都耿耿于怀，视为20岁以前最遗憾的事情，这些话都本应在后来说的，可是在此处我忍不住多言，我在后文也不再提起了。我满心欢喜的要回家了，走的时候从没想过不会再回来了，我走的那天闫姨把添添支开了，怕他会追我，我给添添留了许多的画。北京城内的公交车上依然很拥挤，我想从窗口试探外面都是一件很苦难的事情，因为我心里还在想着卖烤红薯的人们，不知将近年关他们是否也回家了？

我回家后的一个月，收到了闫姨从北京寄来的信，问我是不是已经背着书包回到了学校，语气还是那样的温暖，就像北京的那个冬天一样，其实在那时我已说不出是北京的冬天温暖还到底是闫姨的话语温暖，还是他们都温暖。我和他们之间的信件一直都通着，每到七月添添的生日之际我都会寄去一幅画以表我的牵挂，可后来不知为什么我们之间就断了音讯，每次的信都如石沉大海，连一点回音都没有，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未联系上，但我从来都没忘记过他们，那个时期是我的一个小小的转折点，虽然我到今天还是一个很平凡的人，以至于引出了我第二次到北京时的寻找亲人的念头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二零零五年北京的冬天——干裂